作者簡介
謝以岳，北京大學口腔醫學院教授、主任醫師、研究生導師，《口腔正畸學》雜志副主編。1969年畢業于北京醫學院，1981年研究生畢業后一直留校任職，1991年至1992年在雪梨(sidney)大學牙科學院研修。研究工作曾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教育部博士學科點專項基金及中國牙病防治基金等資助。參與主編和翻譯口腔正畸學著作兩部，發表學術論文30多篇。曾獲國家發明獎、衛生部科技成果獎、衛生部科技進步獎、北京市高等學校教學成果獎、優秀醫師獎及優秀教師獎等獎勵。
老院長的汽車夢
十年動亂初期，我是北醫口腔系的學生.當時停課鬧"革命",經常在口腔醫院參加各種名目的批判會。記得當時全院的正副教授總共有十名，人稱“十大教授”，很多全院範圍的批判會就是以批判這些“反動學術威權”為主要內容的。
有一天的下午，全院在三樓召開大會，批判對象主要是當時的院長、口腔矯形學專家鐘之琦教授。因為鐘院長既是當權派又是學術威權，因此是雙料的受批判對象，發言者顯得更為踴躍，內容也更為豐富。但是批來批去都是些極左論調、老生常談，多數內容我早已忘卻。但這次批判會提到的一件事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難以忘懷。
發言者稱鐘之琦有一次竟提出一個非常“出格”的要求:咱院是否買一輛小汽車呢？批判者話音未落，台下口號聲四起︰“打倒鐘之琦﹗”“徹底清算鐘之琦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鐘之琦的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狼子野心罪该万死！”
我悄悄看了一眼坐在前排的鐘院長，只見他低著頭、臉色發白，兩頰滲著汗珠，似乎覺得無地自容。
批判會在繼續進行，我陷入沈思︰諾大一個口腔醫院連一輛小汽車都沒有，不是院長的要求過于奢華，而是國家太落后，知識分子的地位太低下了。不知鐘院長何罪之有﹗
畢業后我在外地工作，1978年我考取了正畸研究生又回到口腔醫院。由於國家經濟已開始好轉，口腔醫院也已經有個小小的司機班，有了不止一輛的小汽車。此時鐘院長已年老退休，但不知鐘院長是否坐過口腔醫院的小汽車？
如今口腔醫院門前終日車水馬龍，每當想起這件往事就突發奇想，我多想寫一封信寄給遠在天堂的鐘院長，我要告訴他︰當初對他的批判是何等的可笑可悲，他的愿望是多麼合情合理。如今口腔醫院的大夫們，甚至一些年輕的護士每天都自己開車上下班。
變化之快、變化之巨大，簡直讓人無法想像。老院長想讓口腔醫院有輛小汽車的願望早已夢想成真。鐘院長在天有靈，請原諒文革中人們的無知吧，他老人家一定會為國家的變化感到高興、會為之開心微笑的。
用鐵絲為兒子開髓的徐老師
上世紀60年代我在口腔醫院實習，我的老師徐大夫，不大講究師道尊嚴，平時與學生打成一片，課余時與學生也常閑聊說笑。徐老師有一次講了一件事使我終身難以忘懷。
他說他的小孩子昨天牙痛得厲害，他一察看是乳磨牙患急性牙髓炎。牙醫都知道，此時應開髓(open
chamber)，以達到引流、減壓和緩解炎症的目的。徐大夫找了一段鐵絲，消毒后用勁刺穿了兒子的牙髓腔......我們幾個同學聽了，不禁問道:為甚麼不帶孩子到醫院用牙科電鑽給他開髓呢？他回答道︰太貴了，掛號費加治療費要好幾毛錢，所以自己因陋就簡鐵絲開髓。
作為一名口腔醫學生，看到自己的老師如此清貧，內心感到很沉重；同 時也為
老師如此地自律、如此地公私分明而肅然起敬。他的行動在告誡學生，作為一名醫生，一定要公私分明，不能利用工作之便為自己或親友謀利。
若干年后，我自己已是一名頗具年資的醫生。一次有人介紹一名來自權力部門的患者找我延醫，經檢查，我提出治療方案，並告知矯治費用及交費程式。而對方卻說不久前他的孩子補牙，也在我們醫院，托熟人找了個年輕大夫，既不掛號也不繳費，甚是方便。我不禁愕然，沒想到個別后起之秀竟可如此靈活。此時我立即想起徐老師的往事，相比之下深感老醫生的醫德多麼高尚。
不斷更新的正畸治療椅
當年在西什庫大街北醫口腔醫院二樓中間有一個大房間，門口掛著一個小牌，上書“正畸診室”四個字，這就是正畸科的前身，當時尚屬口腔矯形科的一部分。對著朝北的大玻璃窗，並排放著三排舊式油壓式牙科椅子，每排三台。
診室的南側放著兩張大寫字台，是大夫們書寫病例、開會和討論病例的場所；診室的西側還分割出兩間小屋，分別當作模型室和消毒室；診室四周牆上排滿高達屋頂的模型柜；樓下的簡易房中還有一間技工室。這就是北醫口腔正畸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規模。
當時的正畸科只有五名醫生。1978年林久祥、陳蓉和我一同考取了正畸研究生，我們的到來給這個小小的團隊增添了新鮮血液。當時國家已開始改革開放，不時有外國人來參觀訪問。有一天下午，幾位日本人在接待人員的陪同下步入正畸診室。他們對臨床病例的介紹並不感興趣，也許他們根本就是外行。
他們對診室的設備頗為關注，看看這兒，摸摸那兒。突然一位大約50多歲的日本客人對著一台舊式牙科椅哇哩哇啦地叫嚷，臉上的表情激動不已。翻譯告訴我們，日本人說這台椅子是他們工廠1938年的產品，真沒想到40多年后你們還在使用著它。(按:日本老一代是非常念舊的)
接著幾個日本人忙著給這台椅子拍照，並與之合影。他們離開診室時，我注意到那個日本人還一再回頭觀望。參觀者走后，診室恢復了平靜。我們的老主
任黃金芳
教授走到那台舊椅子旁邊，用審慎的目光打量著它，意味深長地說︰“小日本有啥可得意的，這椅子是我們的戰利品﹗他們戰敗了，投降了，這椅子才永久歸我們所有。”黃大夫的一席話使大家都會心地笑起來。
幾年后魏公村新院落成，正畸科兩間大診室全部裝上國產電動臥式牙科椅，當時診室煥然一新，心情格外舒暢。有一位朋友到醫院找我，看到新的口腔醫院規模宏大、設備全新，禁不住問道︰這座醫院真棒，是不是外資投建的？我告訴他，咱們國家雖還算不上富強，但這樣的醫院自己還蓋的起。實踐證明，國產的牙科綜合治療椅的質量上有些不盡人意，所以九十年代中期正畸科的主要設備又更新為一種歐洲品牌的牙科椅。
日月如梭，一晃20年過去了。這座當年讓人們引以為豪的口腔門診大樓，與國家和城市突飛猛進相比又顯得落伍了,終于被轟然爆破，更為現代化的口腔大樓已拔地而起。據悉正畸科將配備更先進的牙科椅。(按:現下北醫大正畸科或是大院的正畸科椅位都是西門子或是kavo,不然就是a-dec)
我想，牙科椅的變遷和更新，正好反映出正畸事業的發展軌跡。如果可能，各個時期使用過的椅子都應該留下樣品，陳列在我們的院史展覽室。(按:保存歷史是相當不易的)
正畸科掛號何其難
提起正畸科掛號之難，咱院老職工都會記憶猶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正畸只有一個小診室，屬于口腔矯形科的一部分。毛燮均教授(中國正畸之父)帶著幾名醫生，非常有限地做一些錯頜矯正工作。由於閉關鎖國，矯正手段以具有中國特色的可摘矯正器為主。那時並沒有公開面向社會掛號，患者人數不多，多為高干子女及演藝界人士。
十年動亂一起，正畸首當其沖，被指責為“封資修”而被迫停診。然而物極必反，到了70年代初，正畸診室恢復，此時再也不能只為少數特權階層服務了。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正畸開始面向社會公開掛號。
當時正畸醫療資源尚處在嚴重缺乏的狀態，同時又要體現兒童優先的原則，故提前三天貼出佈告，寫明掛號者僅限年齡十四周歲以下的兒童，以戶口本為準。即便如此，西什庫大街口腔醫院東大門處早已人滿為患。群眾自發組織起來，四人一小組，十二人一大組。每兩小時點一次名，不在者即被除名。
儘管是限額掛號，但排隊者的數量卻遠遠超出限額。由於人數眾多，日夜等候，西什庫大街被人群、小凳、摺疊椅、行軍床塞滿，行經該處的14路公共汽車因無法穿行而被迫停運，當地派出所出動不少民警在現場維持秩序。
北醫的領導見此情景，緊急向北京市革委會求援。當時的市領導也愛莫能助，只是為正畸科特批新增了八名中學畢業生，算是增加了人手。由於當時口腔系畢業生都四個面向到邊疆到基層去了，學校尚未招生，專業人員只能自家培養。這八名中學生后來培養成正畸科的技術員，成為製作可摘矯正器的生力軍。
但臨床大夫則一時無從增加，所以此次掛號及登記下來的正畸號，足足經歷了幾年才完全消化掉，此后幾年都沒有重新公開掛號。到后來正畸科改為每年掛號一次，定在三月份。依然是通知一出，提前排隊的人山人海。有人提出三月正逢兩會在京召開，醫院門前每天都有代表的車隊經過，看到正畸科掛號群眾黑壓壓一片，搞不好會誤認為有人聚眾鬧事，怕影響不好。因此又提出改變掛號時間，遂改為每年兩次，分別在寒假和暑假進行。(按:好像一次3000號,共6000號)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國家經濟逐日騰飛，正畸專業也隨之快速發展。透過加強研究生、近修生的培養，專業隊伍不斷擴大；技術上引進了先進的全口方絲弓-直絲弓技術；並開發了相應的國產正畸臨床材料和器械；使臨床工作量較之過去有了極大的提升。因此正畸科掛號難的問題終于基本解決.
（北京大學口腔醫院正畸科
謝以岳）
(紅色注觧為筆者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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